他一个研究处处长,二十四岁,名字能递到那张桌子上——
这在他原来的人生里,是不敢想的事。
但他没有追问是哪一位。
没有必要。
院委上面坐着的那些人,每一个名字他前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教科书上的黑白照片,纪念馆里的铜像,还有每年清明节电视里反复播放的纪录片。
那些人,是把这个国家从泥里拽出来的人。
能被他们记住名字,够了。
赵芸灵歪着头看他。
“你就不激动一下?”
“激动了。”
“你哪里激动了?我怎么看不出来?”
陈卫东拍了拍她的手背。
“心里激动,脸上懒得动。”
赵芸灵瞪了他一眼,起身去倒水。
走了两步,又回头。
“陈卫东。”
“嗯?”
“恭喜你。”
陈卫东看着她的背影,笑了一下。
水壶在炉子上咕嘟嘟响。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。
1962年1月春节假期前两天。
一机部大礼堂。
上午九点整,年度全体职工大会。
大礼堂是五十年代盖的,能装一千二百人。今天加了折叠椅,过道两边也站满了人,连门口都堵着一圈探头探脑的脑袋。
暖气烧得足,人又多,礼堂里热烘烘的,有人把棉袄脱了搭在椅背上。
主席台上挂着红底黄字的横幅——“一机部1961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”。
部长坐在主席台正中间,两边是几位副部长和各司司长。
部长翻开面前的讲稿,清了清嗓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