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镇庭缓缓起身,踱步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《中华民国全图》前,目光紧紧锁定在黄河以北的区域,陷入了深思。
张小六被逼到求购军火的绝境,说明日军的试探已经极其频繁,华北局势随时会再度恶化。
看来华北这盘大棋,也该落子了。
忽然,他的目光越过北平,落在了更西北方向的张家口与察哈尔地界。
“西北军…二十九军…”
刘镇庭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点了点,突然想起了什么,嘴角扯出一抹极具嘲讽的冷笑:“对了,老子差点忘了。”
“那个号称民国‘吕奉先’的冯总司令,在这个节骨眼上,也该按捺不住,准备跳出来折腾了吧?”
想到这里,刘镇庭心中有了一个想法。
随即,回到办公桌前,亲自草拟了一封密电给豫军总参议赵克明。
让赵克明私下接触这位倒戈将军,顺便借机报复下宋浙源。
……
当天晚上,中华民国的经济心脏——上海。
五月的黄浦江畔,连绵的梅雨给这座刚刚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东方魔都,蒙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愁云。
虽然租界内依然是霓虹闪烁、夜夜笙歌。
但在闸北、吴淞等华界地区,一·二八淞沪抗战留下的残垣断壁和焦黑废墟,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那场血战的惨烈。
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,这座位于华界与租界交汇处的三层西洋式建筑,此刻戒备森严。
大门外,两座用沙袋垒起的重机枪掩体里,趴着眼神冷厉的士兵。
他们身上穿的不是中央军的黄绿色军服,而是豫军标志性的灰蓝色军装。
司令部三楼,宽敞的司令办公室内。
身着灰蓝色军装,领口佩戴少将军衔的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冯庸,正端坐在椅子上,望着手中的电报沉思。
就在前几天(1932年5月5日),金陵国民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所谓“调停”下,正式与日本签订了这份屈辱的《淞沪停战协定》。
在这场长达数月的谈判中,日本人的做派可谓是把“欺软怕硬”这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。
在面对刘镇庭和豫军时,日本人处处被动、处处妥协。
因为他们知道,刘镇庭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,是真的敢拿大炮轰击日租界、敢和日军硬碰硬的狠角色。
关东军在大凌河、以及浮桥镇的惨败,让日本军部对刘镇庭和他的豫军,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忌惮。
可是,当谈判桌上的对手换成金陵政府的外交官时,日本人的嘴脸瞬间变得极其嚣张和蛮横。
不仅在谈判中寸步不让,甚至提出了一系列苛刻到极点的条件。
其中最核心的一条,就是死死咬住“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市区及周边(浦东、苏州河以南等)驻扎正规军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