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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百二十章 狗男女北平落网，老谋子戛纳称雄（第5页）

路宽记起了这个观点输出能力和老任一样的「法国电影老怪物」。

刘伊妃一愣，「好像没有他的什么消息，但我知道他的电影入围「一种关注』了。」

「怪不得，不然按他的尿性看到《寄生虫》早该登高一呼了！」路老板因为在欧洲的游说串联，根本没有关注过这一届的坎城影展，但提到「用魔法打败魔法」的策略，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这老左。「哦！我懂你的意思了！」

小刘本就出於激烈的头脑风暴中，瞬间也迅速反应过来，因为这位老左以往也批评过他老公，言辞还相当尖锐。

戈达尔是怎么批评这位来自东大的电影大师的呢，说他的电影思潮配不上自己的国家……

並不是艺术性配不上，是政治性配不上，这从他这一次以近80岁的高龄报送的坎城参展影片名就可见一斑了（屏蔽词，见下图）。

这位法国的艺术片、政治片导演和已经去世的伯格曼一样，並不为大眾所知晓，但至少国人还是应该了解一下他，因为这老头是坚定的无產阶级老战士，放到上世纪30年代，他就是会背著行囊翻越庇里牛斯山脉、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，与弗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的那类人。

戈达尔一生最崇拜的人都和国人类似，先是马，后是伟人，他终自己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：以电影为武器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態进行不懈批判。

譬如几个標誌性的口號：

问题不在於拍政治电影，而在於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。

电影究竟是谁的语言？它为谁服务？我们又能否创造出一种真正属於人民、而非资本的电影？听听！多么熟悉！

他甚至从电影產业的生產关係出发，认为好莱坞式的製片厂制度是资本主义生產关係的缩影，在《快乐的知识》等作品中，他开始分析电影经济，將电影视为一种经济、感知和政治的结构。

其中生產者与消费者的关係决定了电影经验的形態，於是成立了声影製作社，倡导手工业式、小规模、低成本的製作与发行，试图在体制外建立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电影生產模式。

从1980年至今他的晚年，戈达尔还是像个老战士一样疯狂输出，他写了巨著《电影史》及后来的《电影社会主义》、《影像之书》等等，通过复杂的蒙太奇，將电影史、艺术史、战爭史、殖民史並置，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了一个精神空虚、视觉噪音充斥的世界。

一念至此，刘伊妃也就懂了老公为什么让自己或者《寄生虫》剧组去找戈达尔「递刀子」了，因为这部电影精准地回应了他一生追问的核心命题：

电影为谁发声，又揭露了什么？

《寄生虫》表面是类型片，內核却是一把刺向欧美社会结构的解剖刀，它讲述的不是某个恶人的故事，而是一套精心心设计、看似公平却让底层永远无法翻身的系统。

但为什么戈达尔完美符合「用魔法打破魔法」的人选，被路宽认为他可以对法国本土的《阿黛尔》支持势力造成压制呢？

因为除了意识形態的疯狂输出外，戈达尔的艺术理论和造诣也颇深，本身就是法国新浪潮的莫基人、活著的传奇。

这就是没系统性学过《西方艺术史》、《电影艺术史》的刘伊妃不大了解的了，她不能像精通中外艺术史的丈夫一样，隨手拈来地「以夷治夷」。

新浪潮就是被北电老学究、朱大珂等人奉为圭臬的批判工具，用来规训谢进、路宽这帮类型片导演的有力武器。

戈达尔与特吕弗、侯麦並称「新浪潮五虎將」，是这场顛覆世界电影史的美学革命中最激进、最具破坏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面旗帜。

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·朗格卢瓦有一句名言被全世界影迷熟知：

电影史可以分为「戈达尔之前」和「戈达尔之后」。

作家阿拉贡更是直截了当地说：「今天的艺术，就是戈达尔的艺术」。

这种地位放在玄幻里，就相当於正道开山鼻祖，辈分高到离谱，法力深不可测，脾气还臭得要命，看谁不顺眼就骂谁。

伯格曼是隱居的老祖，他就是在世的老狂人。

他骂史匹柏、骂好莱坞，整个西方电影界被他喷了个遍，却没人敢还嘴，因为他是戈达尔。当然，路宽也被骂了，这也是刘伊妃知道他的主要原因。

主要是戈达尔恨其不爭，看他这个浓眉大眼的中国小伙，怎么也跟好莱坞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玩儿一块了，简直有负伟人的教诲。

拍的电影更是神神鬼鬼，《歷史的天空》他当然是最喜欢的，《塘山》里的军民救灾也颇受戈达尔的激赏，还有《球闪》里的林云自我观察、同归於尽。